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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将跟着成都心理咨询师培训网一起来看看助人的疑问之处。虽然助人通常是有益的，但仍然有一些潜在的疑问之处。有时助人提供的是刚刚足够的宽慰和放松，而这让人停留在适应不良的情景或关系之中。例如，受虐妇女庇护所为遭受虐待的妇女及她们的孩子提供了所需要的安全和保障。然而，一些庇护所的工作人员发现，有时候，他们提供了刚好够让那些女性重新回到受虐环境中的帮助。当其中一家庇护所的工作人员对这种“帮助”自我质疑，并和庇护所里的暂住者讨论这些行为时，有些受虐妇女看出了她们自己的一种行为模式：她们在被虐待时期找到庇护所，以得到暂时的保护，而在关系好的时期，又搬回家住。幸亏有了这个领悟，助人活动才得以帮助这些妇女打破这种潜在的恶性循环。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有时助人会导致依赖：当事人过分依赖他们的助人者，认为如果没有助人者的帮助，自己就无法探索情感，无法做出生活上的改变。例如，凯瑟琳的新男友很自然地邀请她去科德角（Cape Cod）与其家人度假一周，凯瑟琳差点就谢绝了，因为她的助人者正在度假，无法给她提供意见。助人者有时会通过给当事人提供问题的“答案”来助长当事人的依赖性（例如，助人者告诉凯瑟琳，让她不要去科德角）。有效的助人者明白，提供答案并不能真正帮助当事人；在改变过程中当事人需要积极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来，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新的领悟，懂得哪些行动对他们来说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这一策略是正确恰当的，因为只有当事人才真正全面了解自己的处境，体验到相关的情绪感受，拥有对当前问题的最佳答案。除此之外，当提供的解决方法并不是当事人真正需要的时候，给与他们建议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我们中的很多人曾经给家人或朋友提过很多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应对困境，但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建议并不是他们真正想听到的。例如，一位助人者建议一名当事人远离刚和她分手的男朋友，因为和他在一起对她没好处。虽然当事人那一刻渴望听到的是她的男朋友有多么不好，但当她和男朋友重归于好之后，她又会对助人者当时批评她的爱人感到很愤恨。
 
        除此之外，助人者的个人问题有时也会带来麻烦，例如它们会鼓励受助者对他们的依赖。对一个孤独的助人者来说，当事人的依赖能够满足他在别处无法满足的个人需要。那些没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与个人关系的助人者尤其可能鼓励当事人严重地依赖他们。
 
        助人过程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助人者不恰当地将个人的或社会的价值观强加给当事人（Mc-Whirter，1994）。虽然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但助人的目标应该是鼓励当事人去探索和决定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不恰当影响的例子有：一个专业的助人者企图改变同性恋或双性恋当事人的性取向（Haldeman，2002）；建议父母在某一宗教氛围中养育他们的孩子，原因是助人者相信家庭的问题源于孩子没有一个坚定的宗教基础；宣称女性不应该外出工作，原因是她们抢了哪些养家糊口的男人们的饭碗。这些都是助人者企图把他或她的个人价值观强加给当事人的例子。
 
        价值观干预也会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出现。在一项关于卡尔·罗杰斯的心理治疗方法的研究中，特拉克斯（Truax，1966）发现罗杰斯实际上比其他人更大程度地强化了一些当事人的行为。例如，在当事人表达领悟时，罗杰斯会用更多的共情同感和温暖回应，但如果当事人的话语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罗杰斯的共情同感和温暖就会少一些。换句话说，就连竭尽全力做到接纳和共情同感的罗杰斯，也会选择性地把当事人的某些行为看得比另外一些行为更重些。这些结果表明在助人过程中完全抛开我们的个人主观偏见是很难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助人者在其能够胜任的领域之外工作（例如，一位助人者帮助一名滥用药物的当事人，而他对这个领域的知识却一无所知）。同样，助人者有时会强迫当事人探索困难生涩的话题，例如性虐待，但是却不能保证当事人会感到安全，或已经掌握了必要的情绪调控技术来探索这样的问题。最后，在助人者和当事人的风格不匹配时，助人是很难进行的。就像朋友之间的友谊一样，当事人需要某一特定类型的助人者，才会感到安全并能够畅谈自己的问题。没有这样的匹配，当事人可能会变得沮丧，甚至感到更压抑，因为他们或许会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并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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