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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伦理行为要求助人者随时留意人和人之间的差异,运用那些能够体现他对当事人的理解的基本助人技术(参见美国心理学会,2003)。初学者不应该假定助人技术可以超越文化和个人。举个例子来说,美国人认为在会谈中保持目光交流是开放、感兴趣和愿意参与的表示,然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如亚洲文化),避免眼神接触却表示对权威人物的尊重。因此我们不应该按照美国的社交标准来解释会谈中的行为。
当助人者和来自不同文化的当事人一起工作时,可能要么忽视要么高估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对于助人者来说,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传统形式的帮助可能足以(当然也可能不足以)帮到当事人。异性恋助人者在帮助同性恋当事人时,应该查阅帮助这些当事人的文献,除了了解同性恋者所面对的与异性恋一样的问题,还要了解同性恋当事人可能面对的特殊困难。举个例子,肖恩来大学咨询中心寻求帮助,因为他感到压抑和无望。他的助人者假定这是因为肖恩是一个男同性恋,他的抑郁是源于同性恋在校园中受到歧视。助人者告诉肖恩,他理解在一个异性恋占大多数的大学校园里,作为同性恋是多么的痛苦。肖恩觉得很吃惊,也对助人者很生气:他来寻求帮助是因为他的姐姐最近在车祸中丧生,他没有办法处理丧亲的悲伤,并不是因为他的性取向问题。所以,助人者一方面要了解,当事人的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当事人,另一方面切忌想当然地假定当事人的文化背景和相关经历是他们寻求帮助的主要原因。
还有,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当事人一起工作的助人者也不应该假定当事人的目标就是要与主流文化融合(或不融合)。例如,布雷吉是从其他国家移民到美国的,她因为职业选择的问题来寻求帮助。她告诉助人者,她的父母想让她去学医,但她的理科课程学得很不好。助人者错误地假定布雷吉不想在医学生涯上有所追求,因此指导她根据她的兴趣、价值观、能力(根据个人的需要和能力选择职业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文化价值观)选择一个不同的职业。然而,如果助人者认真地倾听布雷吉,他就会发现她是对没有能力达到父母的期望和梦想而感到抓狂(部分地源于她的文化背景,该文化非常看重家庭和谐和父母的期许)。
表示对当事人的文化感兴趣是重要的,但助人者不应该期望当事人会给他们提供文化方面的知识。例如,一个在受虐妇女庇护所工作的非洲裔美国当事人表示她很受挫,因为她不仅是美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的一员,而且还要培训和教育欧裔助人者,帮他们学习非洲裔文化的知识。
助人者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教育自己,如通过和不同文化的人聊天、尝试不同地方的食物、看反映不同文化的电影。除此之外,可能最好的办法是阅读相关的材料。一些出色的著作对跨文化咨询和对特定人群的咨询提供了很多的信息(D.R.Atkinson & Hackett,1988;D.R. Atkinson,Morten&Sue,1998;Helms,1990;Helms & Cook,1999;McGoldrick,1998;McGoldrick,Giordano& Pearce,1996,Muran,2007;Pedersen,1997; Pedersen,Draguns,Lonner & Ttimble,2002;Ponterotto,Casas,Suzuki & Alexander,1995;D.W.Sue & Sue,1999).然而请牢记,你从阅读了解的文化,大都涉及对个体的刻板印象。即使这些刻板印象总的来说是准确地,也不能盲目套用于有着该文化背景的具体个人。所以,助人者一方面要了解对于各种文化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要认真倾听特定当事人讲述文化对他有何种影响。
我们都需要进行认真地自我探索,来了解自己根源于文化的价值观、信念,以及偏见。了解自己的文化信念(如看重独立、自主、信仰和家庭)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还因为这能帮助我们避免下意识地假定他人跟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了解我们的偏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避免伤害那些与我们文化不同的当事人。
我们所有人都是伴随着偏见成长的,这些偏见无时不在。有时我们习惯了这些感觉,甚至不会去怀疑它们的真实可靠性。请回顾第一章实验室活动的练习2关于敏感问题的讨论。如果你对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反应(如对男性或女性当事人),那么回到那个地方,试着去理解这些反应。
考虑当事人对你作为助人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偏见也很重要。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可能会自动地不信任一个白人助人者。而另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由于长期在白人环境中生活,可能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应当整体考虑当事人而不是只考虑当事人的一个方面,如种族。一个中产阶级的非洲裔美国人可能和一个中产阶级的白人助人者在很多方面有着一样的价值观。
另外,伦理行为标准除了要求我们对个人和文化差异有清醒的认识,还包括要求承诺在工作中要消除偏见和歧视行为。这种承诺可能包括积极地审视我们自己的偏见、挑战有歧视行为的同事、为处于弱势的人辩护、推动社会改良。例如,一些助人者帮助处于社会边缘的当事人群体,促进他们的成长或增强他们的力量。另一些助人者将他们作为咨询师、老师、研究者的经历写成关于如何在咨询过程中加强当事人力量的书籍(McWhirter,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