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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定良( WTing-Liang，1 893-1969)，字均一，江苏金坛人。中国近代著名人类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与教育家，中国体质人类学奠基人。他1 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为东南大学）心理学系，1 924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同年考取美国官费留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心理学，1 926年转学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统计学实验室，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生物统计学之父、著名统计学家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教授。
     1 927年，吴定良在皮尔逊指导下在权威期刊《生物统计学》杂志发表长篇论文《手和眼的右利和左利》( Dextrality and sinistrality 。fhand and eye)，并借此于1 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0 1 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耶尔教授介绍，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会“第一个中国社员0 1 934年，吴定良还以惊人的毅力与超群的智慧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并经牛津大学人类学家梅耶斯推荐加入“国际人类学社”，成为名副其实的“双料博士”。 1 935年夏，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吴定良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并于同年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30位评议员之一。1 943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从高校选拔优秀学术成果，吴定良的《人类学论文集》荣膺第三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抗战胜利后，吴定良先后执教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并曾兼任暨南大学等校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
       然而，除了蜚声海内外的人类学与生物统计学家身份，吴定良还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先驱之一，而这个  身份一直隐匿于前两者的光环之下。
      早在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他便  在陆志韦、陈鹤琴等心理学家的影响  与指导下开始接触心理学。在毕业留  校任教期间，吴定良曾发表多篇心理  学论文与译文。1 922年，吴定良与陆  志韦合著《心理学史》长篇论文，以连  载形式发表在当时国内著名心理学  期刊《心理》杂志上，系统介绍了从柏  拉图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心理学中的重要影响，以及从科学心理学诞生起，主要心理学流派的理论观点及代表人物的生平。该文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心理学史研究文献，增进了当时心理学界对于西方心理学发展轨迹与思想源头的理解。除此之外，吴定良的两篇文章《本社社员与杜威博士的谈话》与《杜威论中国人心理的改造》记录了美国著名教育学与心理学家杜威与当时中国心理学家的讨论，译文精炼，切中当时中国教育与心理改造的流弊，为当时的社会改革、教育改革、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与此同时，吴定良还积极关注着国内外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例如，他充分利用《心理》杂志平台向国内心理学界积极介绍当时美国的各大心理杂志（包括价格、页数、内容等），并力图向国人传播美国的新式教育测验及团体智力测验等方面的知识，直接推动了当时中国心理测验运动的发展。吴定良还追随陆志韦等多次参与有关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各项会议、集会，并于1921年当选为中国心理学界第一个专业学术组织——中华心理学会的干事。
        吴定良的人类学与统计学研究工作对心理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 929年，在师从皮尔逊攻读统计学与人类学期间，吴定良为研究相关系数计算法并制定相关率显著性查表，不惜数月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出约七万个数据才得出结论。该项研究成果《借助相关率测量关联来确定显著性与无显著性之查表》(Ta—bles f。r Ascertaining the Signifi-cance 。r N。n- Significance 。f As-s。ciati。n Measured by the C。rre-lati。n Rati。)发表在《生物统计学》杂志上，对当时统计学上相关分析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为心理学在用相关率来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时提供了便利。在吴定良创造相关系数法之前，皮尔逊的老师——以博学广识闻名于世的弗朗西斯·高尔顿曾意识到心理测量的必要性，他提出了相关的概念，在心理实验中运用等级评定量表、问答法以及自由联想等方法，并运用  数学方法来处理测量数据。然而这  些计算方法还不够成熟，不够精确，未被当时的心理学家们一致接受。吴定良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与超人的学术毅力演算出了相关系数的计  算方法和公式，因数据计算更加精  确与严谨而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这  种方法和公式最先被应用和归纳在  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中，后被广泛运用并编入心理统计学教材，影响深远。
       吴定良对于心理学的贡献还间接地体现在全力筹备国民政府极具超前意识的“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上。 1 943年，国民政府致电中央研究院表示希望其凝聚全国学术力量开展民族素质调查，为改良民族素质提供科学依据。作为开展该项计划的主力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牵头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计划。其中，吴定良与欧阳翥担任体质（包括遗传优生）问题组召集人，联合国内各生物学、心理学、医药卫生、社会学与人类学科研机构的精英力量，旨在研究下列问题：
(1)各区域人民体质标准（体格与智力）；
(2)国内各地人民结婚后其子女身心健康；
(3)不同民族婚生子女体力与智力之研究；
(4)生物与遗传；
(5)关于血缘与人才之研究；
(6)关于望族家声之分析等等。
       虽然因为战争之故，加之资金短缺，以及人际关系等种种因素导致这项工作的最终流产，但它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开展民族素质的调查设想，而吴定良兼具的心理学家、统计学家与人类学家三重身份无疑确保了此类跨学科调查在计划与设想上的科学性。解放后，吴定良仍然利用有限的科研条件对南京市、丹阳县儿童体质发育情况进行了测量，并借助统计分析考察了生活及营养条件与儿童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
       当然，由于学术旨趣的转移，吴定良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领域内的声誉不及其他同时代的专业心理学家，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中也很少提及他。然而，他对中国心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还是起到了助推作用，对于心理测量学与心理统计学的贡献更是不容忽视。文如其人，时至今日，我们重读吴定良的文章，不难发现在这些复杂统计方法与可靠数据结论背后隐现的是其清晰明确的科学研究思路与严谨细致的科学求真精神。或许我们更应该铭记他为中国心理学留下的这笔宝贵遗产。（对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阁书昌博士提供的宝贵资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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