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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阳明山寂静肃穆的陵园中，一块分别由蒋介石、严家淦题字——“志业长存，乐育垂绩”的高大墓碑分外引人注目。墓地故去的先人就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心理学家与教育家——樊际昌。樊际昌，字逵羽，1898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盐商家庭，曾受教私塾，后考入了上海南洋公学。两年多的学习时间里，樊际昌接触新思想、新文化，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尤其是蒋梦麟先生，对他之后的人生影响深远。
    1 918年，樊际昌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考取了半官费美国留学，攻读当时国际上新兴的心理学课程。1921年，樊际昌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系毕业，旋即回到了祖国，并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同时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原民国大学）教授外语课程。1924年，樊际昌父亲病危，他辞去北京职务，返回家乡杭州，两年期间曾任浙江省禁烟专员。1926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成立，开始以独立系科的身份向前发展。心理学系成立以后，规模很小，课程设置、仪器、图书资料都相对匮乏。应蒋梦麟先生邀请，樊际昌回京，担任清华、北大心理学教授，兼任北大注册部主任。为帮助心理学系度过初创之艰难期，樊际昌殚精竭虑，募集资金，招贤纳士，并身先士卒担任<实验心理学>等多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工作。
    除了将大半生的心血奉献给北京大学外，樊际昌的人生还与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牢牢拴在了一起。樊际昌以异于常人的精力投身到了这些历史性的事件之中，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1934年7月起，伴随中国第一批心理学留学生群体陆续回国，樊际昌等有计划地组织了聚会活动，参与者遍及京城各大高校，一时间陆志韦、周先庚、刘廷芳、叶麟、陈雪屏、潘渊等等群英荟萃，共谋中国心理学发展之大计。终于，在1935年第11次聚会上，陆志韦发动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随后，樊际昌（北大）、孙国华（清华）、陆志韦（燕京）三人被公推于1 1月3日拟订<中国心理学会章程草案》。1936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心理学者共34人发出通知，正式发起组织中国心理学会，樊际昌是发起人之-0 1936年，樊际昌又与陆志韦等一起筹备（中国心理学报>出刊，该刊物以提倡科学的心理学为职旨，以刊登实验研究报告为主，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方心理学交流，一度成为中国心理学界对外发表学术成果之喉舌。
        现代心理学是现代科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心理学开创时期。此时心理学脱离哲学的母体才只有几十年的光景，人们对它的科学性还不免持怀疑态度。樊际昌作为第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心理学家，除了在高校教授心理学课程之外，还撰写并翻译了多篇心理学学术论文，为国内心理学界传播西方心理学前沿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    樊际昌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厘清行为派的心理学、社会科学与本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在文章<行为派的思想观》中，首先就心灵派提出的“思想”这一难题进行了一番阐述，并诠释了思想对行为派造成的困难。根据问题阐明，行为派的思想不是别的，就是一种“隐”的动作。它所依赖的器官中最重要的就是喉头的小筋肉。“隐”字并不带有神秘的意义。其实思想之所以是“隐”的活动，因为这种活动的进行是在有机体的体内，不像手足的活动那样显而易见。樊际昌亦反对折中派认为中枢神经系是一种万能器官，简单地将思想看作是中枢神经系的作用。他总结提出一切行为多是感官神经系和筋或腺合作的结果。
     在<社会科学和本能的问题》一文中，樊际昌进一步提出，近现代社会科学家多少借重心理学中的本能说来解释他们科学的根本现象。这种借鉴从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不能避免的，因为社会科学根本上所要解释的现象无非是人和物质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心理学就是解释这种现象的专门科学。当本能说在心理学盛行的时候，社会科学家也就不能不相信本能的存在。然而，心理学中的本能说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所以到了现在心理学自身对于本能说的意见不一或主张废除本能说的时候，社会科学不免多少要受些影响。文章一针见血地强调本能说只是一种假设，并非事实。以假设来解释事实，不符合科学研究的程序。文章以合群行为和性行为为例，说明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是与后天环境接触有关，并批判了本能概念会使我们忽略与环境有关的事实，而脱离了本能说之后，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在论文<行为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中，樊际昌更深层次地剖析两者的密切关系。文章分析了旧心理学的困境和以行为心理学为代表的新的心理学系统的价值。他认为失败的旧心理学更注重意识的研究，旧心理学的障碍是心灵和本能，而与此相反的行为心理学是更科学的方向。行为心理学是因生物科学发展应时而生的科学心理学，它主张身体为一切行为的唯一基础，一切行为的原因不外现时环境的刺激和个人与刺激历史上的关系。它否认一切主观的概念。该文有力地论证了：因为社会科学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科学，一切关系是行为所产生的，所以行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最直接的基础。只要明白了科学进步的程序，且认定行为派心理学是比较合乎科学方法的一个主张，那么心理学难题虽多，但终有解决之道。    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心理卫生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大学不仅成为宣传、倡导心理卫生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探索、实施心理卫生的基地。樊际昌应时之需，翻译了美国心理学家穆辛格的<心的调剂：大学校里的心理卫生问题>。译文清楚地分析了大学的心理卫生工作的目标和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国内心理卫生运动的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今天看来，该文对于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仍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1 935年，北京大学教育系与心理学系各年级开设的主修及选修课中均包含“心理卫生”课，樊际昌便是主讲入之一。樊际昌的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中国心理卫生的扬帆起航。此外，面对近代战争的惨无人道，樊际昌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抗战的亲身经历，于1936年6月在<心理季刊>发表了文章<心理学对于防止战争能有什么贡献吗?）。此文是一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佳作，深入分析了战争与暗示及情绪的关系，并提出幽默的态度、痛恶战争的态度、培养儿童理智的思维、修正儿童的国家观念等以对抗战争戕害的有效建议。
     1948年，樊际昌随蒋梦麟奔赴台湾，先后执教于国立政治大学、国立台湾大学。他作为台大心理学系的奠基人之一，先后教授<社会心理学>等课程，直至1975年病逝。樊际昌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他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北京大学，以师者身份，竭心尽力传授心理学知识，教书育人。对此，历史学家陶希圣先生在樊际昌辞世后的评价或许最为中肯：“教学苦心而无隐，治事干而正。北京大学复校，学术地位既高，虽事物纷烦，而条理井然，群情翕服……昆明战时生活艰苦，仍讲学兼治课业事，头绪错综，劳累重而精神朗爽，风度潇洒如昔。”纵然动乱的时局与多舛的命运使得樊际昌先生在心理学专业领域并无重大建树，但他却以强烈的使命感、逸群的才情、旺盛的精力与卓越的管理能力为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而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心理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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